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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下郡国——明末清初彩绘本《阅史逮津》

2017-11-03 19:42:42 来源:匡时书画

摘要: 《阅史逮津》不分卷,明末清初人朱约淳所撰。乾隆年间纂修《四库全书》,是书由江西巡抚采进,列入《存目》

《阅史逮津》不分卷,明末清初人朱约淳所撰。乾隆年间纂修《四库全书》,是书由江西巡抚采进,列入《存目》。20世纪90年代,大陆整理编纂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时,将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清初彩绘本全文以黑白形式影印出版,使世人初识该书之庐山真面。今所见私人所藏本,为该书新发现之另一重要版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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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朱约淳本人,目前学界所知不多,仅据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知其字博成,浙江余姚人,顺治十八年进士,据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》,朱约淳位列该年进士第三甲。后任甘肃秦安县知县(多有误作泰安知县者,如光绪《余姚县志》卷十九《选举表》、《清朝文献通考》卷二二三《经籍考》),在乾隆《直隶秦州新志》卷七《官师》、道光《秦安县志》卷六《官师》中均有载,但甚为简略。

该彩绘本共收地图七十九幅,可谓部头巨大,依其种类可分为三类:一为读史地图,包括《禹贡图》一、《历代图》十一、《历代割据图》;二为分省地图,包括所载政区为明代的《舆地总图》及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图,其中陕西又分作两图,共十七图;三为专题地图,包括《九边图》十一、《镇番图》二、《镇蛮图》三、《漕河图》三、《海运图》二、《黄河图》三、《域外图》九、《天文图》一。每幅地图之后均附有图说,其中读史地图二十幅主要介绍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都、官制、兵制、田赋、漕道、边界行政建置等类项及各朝重要史事。分省地图及专题地图则多对地势之分布、山川之走向、关隘道路等险要之处加以评论,颇有军事地理的色彩。

其中犹可注意的是,不仅《阅史逮津》在图幅设置上多参考《广舆图》,就是图幅内容也与《广舆图》基本相同。当然,就图幅而言,《阅史逮津》继承自《广舆图》,属同一系统,但在文字说明上,两者则绝不相类,朱约淳的贡献也主要体现于此。

《广舆图》版本甚多,任金城先生已列表予以标示,兹不赘言。那么《阅史逮津》是依据《广舆图》哪个版本摹绘的?大致而言,《广舆图》有嘉靖年间的数个版本及万历七年钱岱刊刻本。万历年间的版本与嘉靖年间的版本在个别地名标注上较明显的差别,如今北京市域的延庆县,在嘉靖本上本标注“隆庆”,明穆宗继位以后,改元“隆庆”,为避讳计,改隆庆州为延庆州。今《阅史逮津》标的正是“隆庆”,可见非摹绘的万历本《广舆图》。更加有趣的是,有些嘉靖本中标错的地名,《阅史逮津》也继承了。今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有国家图书馆藏明罗洪先绘、胡松增补的嘉靖四十年刻本,将其与《阅史逮津》部分内容比对,山西布政使司所属太原府的“清源”县两图均错标为“清原”,“祁”县两图均错标为“祈”县,“岢岚”县两图均错标为“苛岚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云《阅史逮津》“盖成于明之末年,入国朝未及改修云”,将其视作朱约淳的新绘,是未意识到《阅史逮津》与《广舆图》之间的密切关系。

约略言之,该图仍不失为明末清初一份重要的地图材料,其意义与价值体现在:

一、于中科院《阅史逮津》版本之外提供了另一重要版本,且为彩绘本,十分精美。本彩绘本与中科院本有较大的区别,如本彩绘本有《舆图序》,而中科院本则缺之;图例中,本彩绘本作“历代图”,中科院本则作”历代疆域图”;在《日本国》图中,中科院本明确写出“昆山郑若曾”,可见该图来自《郑开阳杂著》,而本彩绘本则未标。因此,两本之间是何种渊源关系,值得进一步探讨。两者共同构成了《广舆图》在嘉靖以后的传播系统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环节。

二、将读史地图与当代地图并书,可谓在体例上的创新。绘图者在《阅史逮津·目例》中较为简练的介绍各图的绘制缘由,在“历代图”中,不仅标绘各统一王朝的疆域与政区建制,而且特意为中国历史上割据时期专立专门图幅,体现出绘图者“汇通”的史学观。在读史地图后附当代地图,其目的亦是为读史服务,如《海运图》,绘图者称“沿于江海,肇自禹贡,元人祖之,大辟海道,作海运图一”,作者企图以当代地图表现元代以降海运发展的形势,体现了绘图者知古须知今的历史观。

三、图例符号方面有所创新。学界通常认为系统使用图例符号当始自元代朱思本《舆地图》,可惜该图早已散佚。现存较早的是明《杨子器跋舆地图》及罗洪先《广舆图》,尤其是后者,使用“省文”(即图例)达二十四个,是中国古代地图发展史上一个重要事件。《阅史逮津》使用的“省文”多达三十个,较《广舆图》尚多。其中专设黄河与湖的符号,将计里画方中的方格视为“省文”之一。绘图者有感于过往图形中对边墙材质未作区分,称“王公设险,首重边陲,或方城千雉,或土堞万浔,或垒石为防,或因山为限,不特观其形势,亦且识其疏密,各为绘形以别之”,又特设了“石城”、“土垣”、“石垒”三种地图符号。符号使用之多,运用之娴熟,分类之细致,在当时大概是最先进的。

四、对海疆的重视及海岛地名的书写,为我国最早发现、开发、命名钓鱼岛及南海诸岛增加一份地图证据。明代从《广舆图》到《郑和航海图》,都较为重视对海洋的绘制,尽管这种绘制较为粗疏。《阅史逮津》中《西南海国图》已描绘出非洲南部及好望角区域,其中标注的一条大河,名“哈纳赤思津”,这当然是直接摹绘《广舆图》的结果,李约瑟在《中华科学文明史》中曾推断该河或许就是尼罗河。在《琉球图》中,标绘了明朝藩属国——琉球国及其附近的岛屿,包括中国去往琉球的使者沿途所必经的岛屿,在小琉球岛(应即今日台湾岛)北标绘出瓶架山、彭家山、鸡笼屿、花瓶屿、钓鱼屿、黄茅屿,在黄茅屿和谷米山之间还着重注明“此山下水急,礁多”,可见这一带海域早已为中国人所熟知。

《东南海国图一》将今东南亚诸国及附近海域标示于上,尽管仍然是示意性质,位置关系又多有错讹,但其中标绘的“石塘”一名,据吴凤斌先生对《广舆图》相关图幅的研究,应泛指东沙群岛,“长沙”一名应泛指中沙和西沙群岛(《古地图记载南海诸岛主权问题研究》,载吕一燃主编《南海诸岛 地理·历史·主权》,黑龙江教育出版社,1992年),可为我国最早发现、经营南海诸岛提供古地图方面的坚强证据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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